俞瑾从平房住进楼房后，最让北京老太太孙冰燕头疼的，就是逢年过节，收废品的人回老家了。就算居民区有人收，她也要“叮铃咚隆”响地拎着垃圾下楼，子女很担心她不小心磕着绊着了。

俞瑾从平房住进楼房后，最让北京老太太孙冰燕头疼的，就是逢年过节，收废品的人回老家了。就算居民区有人收，她也要“叮铃咚隆”响地拎着垃圾下楼，子女很担心她不小心磕着绊着了。如今，孙冰燕只要自己或委托子女，在手机客户端上定制上门服务时间，一群戴着“再生活”胸卡的小伙子就会主动上门，帮孙冰燕给废品分类、称重，并将回收资金计入她的客户端账户中，账户里每一分钱都可以在“手机便利店”选购日用品——这是“上门回收派”。

而这些老年用户正在上班的子女、正在上学的孙子女，则在另一个应用场景里跟废品回收打交道。他们在商超百货购物时，在公交地铁乘车时，在学校操场运动时，可以把喝完饮料的塑料瓶扔进一个“大机器”里。这个印有“盈创回收”的智能回收机，通过扫描条形码等科技手段，自动识别饮料瓶的大小样式。投入瓶子后，用户既能选择无偿的捐献模式，也能选择有偿的返利模式——这是“公共场所回收派”。

今年7月，是“互联网+回收”的引爆之月。当月，国内首家基于移动互联技术、提供标准化到门服务的再生资源回收商、运营商——再生活（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再生活”）获博观资本数千万级A轮投资。

同一个月，国内首个智能固废回收整体方案提供商和运营商——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简称“盈创回收”）从全球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那里，获得A轮1500万美元投资。

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杜欢政曾预测，中国废弃塑料应用的市场价值在1000亿元以上。今年5月，商务部发布《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并指出，传统再生资源回收产业，通过嫁接互联网进行升级改造，不仅可有效减少行业中间环节，使信息更加透明化，还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现在，两大流派的互联网回收公司，正与个体游商、传统回收公司逐鹿“垃圾生意”。

利益驱动垃圾回收

7月的一个周末，夏凡在小区找人上门收废品，他下楼叫了三趟，拾荒者每次答应下来，过一会又忘了。上门之后，收废品的人不给过称：“一口价，一块五吧。”夏凡估摸着，这堆废品如果正常上称，至少值三五块钱——他很无语：自己公司的业务，还没覆盖自己居住的小区。

“废品回收行业已经几十年没有变化了。”夏凡对经济观察报说，个体游商在居民区形成区域垄断，就没有改善服务的动力。在个体游商的逻辑里，你卖给我，废品是我的；你扔了之后，我捡回来，废品还是我的——回收成本变得更低。

从废品回收的需求端看，在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居住密度在局部区域越来越高，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再从废品回收的供给端看，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带来一系列“大城市病”，北京下决心疏解非首都功能，包括拾荒帮在内的个体游商遭到了清理。

垃圾回收和处理能力的供需失衡，正在加剧北京、上海、广州的“垃圾围城”局面。今年6月，环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79亿吨，其中，卫生填埋处理量高达1.05亿吨——这是2014年全国机场货邮吞吐量（1356.1万吨）的7倍以上。

没有垃圾分类、回收，就难以做到垃圾减量化。虽然各大城市都出台了垃圾分类的处理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2014年，夏凡和几位同事从 招商银行 北京分行下海，进军废品回收领域，借助电子账户兑换日用品模式。一年之后，“再生活”拥有近十万用户，业务已经辐射到北京的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丰台5个区、12个区域、300多个小区。今年内，“再生活”将进一步扩大在北京的覆盖区域，并将进军对卖废品更“精打细算”的上海市场。

与裸辞创业的“再生活”相比，盈创回收的“家世”更为显赫。盈创回收的母公司——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可以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凭借成熟的回收网络，盈创回收已在全北京布置1500台智能回收机，今年10月还将上线约1000台衣物回收机，手机、节能灯回收机目前也在研发当中。

新旧势力争夺战

就在互联网势力风生水起时，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商务部数据显示，大批非正规再生资源回收者（拾荒者）活跃于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其中，城镇拾荒人员新增200多万人。80%以上从业企业是“夫妻店”、“小作坊”。

“互联网就要打破垄断，砍掉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夏凡说，“再生活”打断了“用户——小回收商——批发回收商——分拣厂——加工处理企业”的链条，让用户家的废品通过“再生活”，直接到达加工处理企业，大幅减少中间费用。

当“再生侠”的进驻抢了“破烂王”的生意，某大型社区拾荒帮从8人降至2人。随之，“再生侠”的电动车被扎车胎、剪电线，甚至有的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定期收取个体游商的所谓“管理费”，收废品的一闹，“再生侠”就被小区保安挡在门外，只能暂停该小区服务。

但“再生活”并不妥协。这些合伙人坚称，相对于个体游商，互联网手段能够预知用户何时、何地要卖废品，大大提高了传统废品回收行业的效率：1位“再生侠”每月可以服务1000户，每户每月上门次数在1.2-1.5次，也就是说，每人每月接单量高达1200-1500单，是个体游商的数倍。

支撑“再生活”底气的，还有它形成的牌照壁垒。2014年，合伙人们率先向有关部门申请，在“再生活”的经营范围加上“再生资源回收、批发”，这使其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拥有正规资质的“互联网+再生资源上门回收”公司。没过多久，北京市发改委等10部门发文，将“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列入在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门类——后来者要想入行，已不容易。

如果说“再生活”与传统回收势力正面交锋，那么盈创回收选择与个体游商携手合作。盈创回收总经理常涛透露，在推出智能回收业务之前，盈创就一度是北京市最大的塑料采购商，而个体游商正是其供应商。盈创上门回收的“帮到家”业务5月上线后，已覆盖数十个社区，他们出乎意料地整合这些“散兵游勇”，不仅给他们支付薪水，上“五险一金”，还为他们及其子女发起公益捐助活动，通过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增强他们对回收平台的粘性。

用户比废品值钱

今年，“互联网+回收”创业项目风起云涌。在“公共场所回收派”，深圳市利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碳粉世家”品牌，在线下布局智能回收终端机，在线上创造虚拟货币“碳币”，会员既能登陆“碳币”排行榜，还能在“低碳商城”换购山地车、净水机等环保产品。而在“上门回收派”，黑龙江的“好集啦”创业团队则整合1000多名废品回收人员，打造再生资源交易运营平台。

然而，如果只是回收废旧日用品（塑料瓶、易拉罐、纸类、包装袋类），这些互联网公司并不赚钱。

“塑料瓶的回收价已经腰斩了。”常涛告诉经济观察报，受制于下游定价不断走低，盈创回收正探索主业以外的其他盈利模式——每月新增200台智能回收机的高增速已经形成规模效应。一是流量接口模式，当用户将返利用于手机充值，盈创回收可向支付公司收取佣金；二是品牌推广模式，盈创回收从品牌商收取推广费用，策划了“送演唱会门票”、“给灾区捐一瓶水”等活动；三是广告展示模式，智能回收机的广告到达率已经位列全北京所有展示终端的前列，累计投瓶量达到1100多万次，而用户每投一个瓶子都会看到一段“不太生硬”的植入广告。

更高大上的是盈创回收的大数据模式，智能回收机可以识别每个瓶子的品牌、品类、规格，从而掌握30多万用户在特定时段（如儿童节、女生节等）、特定区域（如地铁、公交、机场、学校、商场、写字楼等）的瓶子投放量。“这些数字已经可以卖钱了，它帮助品牌了解用户消费习惯，比如某个学校的女生宿舍哪款饮料卖得好。”常涛说，上述衍生业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但这些互联网公司不满足于只经营废品回收。据透露，在一些居住人口三四万人的大型社区，“再生活”的渗透率平均在20%-30%之间，最高可达到50%，这一数据还在稳定提升。当送餐、洗车等“到家服务”陷入白热化竞争，苦恼于局部区域的用户密度上不去。“再生活”50%的渗透率对同行相当有吸引力，这给废品回收平台嫁接其他服务并实现流量收入奠定基础。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常涛认为，回收企业应当从赚取再生品的上下游差价，逐步转向聚合零散用户，并深度挖掘用户价值，“用户比废品值钱”。

但业内人士提醒道，尽管同时拥有牌照优势、渗透率优势、产业链优势，但在到家服务的互联网细分行业，“再生活”的资产仍然偏重。一方面，要为旗下回收员支付底薪和提成，人力成本占总运营成本五成以上，未来需要依托“共享经济”，实现物流社会化，缓解上门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高成本；另一方面，如同快递行业（如顺丰）、自营物流电商（如 京东 ），“再生活”旗下200多名且高速扩张的回收员队伍，也给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内部管理带来压力。一旦竞争对手打破行业壁垒，发起补贴战并迅速抢过废品回收的一线城市市场，“再生活”盈亏基本平衡的基础业务仍可能遭受挑战。 

文/梁嘉琳